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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陆家嘴论坛开幕当天下午，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的消息十分应景地公布了。
而在上午的论坛开幕式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又宣布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金融政策。这批政策，基本都明确将用在上海。
每年的陆家嘴论坛，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一把手们都会来到上海，相当直接地表达中央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力支持。
今年的支持政策，主要涵盖人民币国际化、扩大金融业开放、构建更支持创新的资本市场生态等方向。
为什么是上海承接这些政策？它们为什么聚焦这些领域？背后有何深意？
理解这几个问题，要放在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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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环境看，毫无疑问，不确定性是与日俱增的。这也体现在本次论坛主题上——前置条件就是“全球经济变局”。
论坛上，无论是央行行长潘功胜，还是诸多来自政府侧、市场侧以及学界的嘉宾，都提出了一个共识：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加速演进。
其中一个关键点，是各经济体对美元信心的削弱杜德配资，以及与之对应的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这里面，蕴藏着非常大的机遇。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说，基于多边合作的全球体系正在裂变，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同样的道理，人民币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和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也有潜力和能力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
中国也有充分的意愿。这既有助于保障我国金融安全、增强我国多边合作中的金融支撑；也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在我国主导下向更加公正合理稳定的方向发展。
但并不是说这个机遇是“躺着”就能抓住的。潘功胜说，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
这对中国经济金融下一步的改革，尤其是结构性改革提出很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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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形势看，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动力并存。
一方面，内需不振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更为凸显，造成经济承压。
但从乐观的角度理解，压力意味着对新动力的呼唤更加迫切，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中国高新技术已经稳居国际第一梯队，随时可能冒出新的经济增长“核爆点”。
科技创新从一个点子、一个雏形，到投向市场，再到形成规模，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资源。因此，一个对创新足够友好的资本市场生态，一个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金融服务体系，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以这一标准衡量杜德配资，正如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演讲中所说，中国金融服务体系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比如缺乏耐心资本、全周期服务不足、无形资产估值体系不健全。
这也是为什么吴清带来了科创板改革的“1+6”政策措施，包括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等。底层逻辑，都是为了更加广泛而精准地服务赋能那些有技术、愿意研发、商业前景广阔的优质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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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了国际国内两个维度，还要理解一件事：虽然我们眼前有很多机遇和可能性，但机会窗口是很窄的。
举一个例子：陆家嘴论坛开幕前几个小时，美国稳定币监管法案获参议院通过。这是一个旨在巩固美元地位的行动，许多金融界人士认为，美元稳定币可能推动许多经济体进一步强化“美元化”，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挑战。
因而，抢抓堪称稍纵即逝的窗口期，需要更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更紧迫的行动。
这正是中央交给上海这批重磅政策的重要原因——国家需要一个能级够高、辐射力够强、同时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较为完善的龙头和枢纽，承担先行先试的任务，牵引金融强国建设所需的各项改革创新。
这是一着“先手棋”。
就金融谈金融，经过多年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规模、功能等方面不断突破提升。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已达1782家，其中外资占1/3；“上海金”“上海油”等“上海价格”在国际市场举足轻重；上海的金融风险管理已形成多项成熟政策工具。
从金融说开去，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任务，经济、贸易、航运、科创中心都离不开金融的带动和赋能；这其他四个中心，也为金融改革开放提供了场景和土壤。
尤其是科创中心建设，在当前最急切需要与金融中心建设深度融合。以历史视野看，全球顶级科创中心中，绝大多数也发展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而在“DeepSeek时刻”随时可能涌现的今天，谁的金融价值链更全，谁就能在产业升级上走得更快；谁的科创实力强，谁就能吸引全球资本——这是个双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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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而言，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更要提高站位、狠抓落实，在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拓展离岸金融功能、健全科技金融体系等方面强化央地协同、创新突破。
今年的陆家嘴论坛还给出了一个额外的抓手——《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和香港。这一新签署的行动方案，旨在联手推动沪港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相互赋能，共同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并不冲突，用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的话说，国家那么大，实体经济对资本需求又那么多，完全能够容纳两个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两地的优势和分工各有不同，可以在互通有无中共同增强竞争力。
比如在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上海和香港发挥各自的优势。上海背靠庞大的内地市场，能提供更多可供国际投资的人民币资产，大量优质的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国际资金相中的目标。而香港的整体环境让国际人民币持有者感到便利和安全，可以起到类似跳板的作用，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接触和参与的渠道与平台。
如果沪港合作下，人民币的进出投资更加自由，人民币国际化就能迈出一大步，上海和香港的能级也会大幅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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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之外，上海还有很多落实中央政策的抓手。当前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下，大国的竞争力往往来自优势地区，来自那些最顶级的城市。这里的顶级城市，功能一定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在市场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类资源要素向顶级城市聚集，是大趋势，也是最优解。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召开的驻沪中央金融机构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座谈会上，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专门强调，要加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协同联动，全面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每年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的金融政策，某种程度上说，同样基于的是这条思路。可以说，中央对上海充分放大政策的效能和撬动效果寄予厚望。
从这个角度理解，正如陆家嘴论坛不仅仅关乎陆家嘴金融城一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不能仅仅“就金融谈金融”。
中央给上海的政策杜德配资，不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不能只从单一维度理解、落实，而是要对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各领域通盘考虑。如此，“五个中心”才能攥指成拳，形成具有更强核心竞争力的功能复合体。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才能进一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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